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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奖得主李浩评苗勇著《晏阳初》

晏阳初，一个可贵的“历史剖面”

——我对苗勇《晏阳初》的阅读札记

李浩

晏阳初，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然这个陌生并不是完全没有了解，而是了解得不够——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是在历史阅读中读到的“某某某运动”中某几个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能记住的也只是只言片语的碎片化细节……尽管有毛泽东“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的盛赞，我承认，在我的记忆中他大抵是模糊的，尽管心里对他和他参与的乡村改造运动充满着敬意。

是故，在我拿到苗勇的《晏阳初》的时候颇有些“双重的忐忑”，一重的忐忑是我怕它写得不好，干巴巴，只有晏阳初的生平事迹罗列和他的影响，史料价值备已，然而却不能为我在心里建立起形象，让我感觉不到一个个人的存在；另一种的忐忑则是我怕它写得太好，把晏阳初写得太好，过度地圣化、美化（这是一般传记作品常犯的毛病），高大是高大了，可让人也亲近不起来，生不出多少的共鸣。基于这样的原因，我甚至几次准备阅读又几次放下，这本厚厚的书在近一个月的枕边放置中仅读了钱理群和晏鸿国两位先生的序。是的，阅读需要机缘，它需要一个恰当的、合适的时机——这个时机在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寻到，可一寻到便一发而不可收，便被其深深吸引……我用两天的时间读完了全文，然后是，再读一遍。

吸引住我的，首先是，传主重要，而为晏阳初写下传记的苗勇抓住了他的精神，并成功塑造了他的精神。我说的传主重要并非仅是名声的显赫，或者地位、影响的显赫，而是在他身上能体现某种引人深省的独特，他的行为、思考值得我们仔细思忖，在他的身上能够反映着一种具有吸引性的精神向度——而晏阳初，在晏阳初身上体现的，恰恰是精神向度的重要，恰如晏鸿国指出的：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不是一般的教育思想，而是宏观的大教育思想，其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教育的形式包括学校式教育、家庭式教育、社会式教育；教育的对象则将男女老少尽囊其中，而重点则是受苦受难的农民和社会基层的城市平民阶层……谈及晏阳初我觉得需要同时谈及鲁迅，鲁迅的文学期许是“启蒙和治愚”，希望自己的文学能起到疗救的作用，而晏阳初则是从另一个角度、从实操的角度，完成鲁迅式的“启蒙和治愚”，同样具有甚至是更为具有疗救的作用。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是一种前瞻和开创，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样具有前瞻和开创性，同样具有启蒙价值和参照价值……而苗勇极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他着力的用心，也在这一点上。“我对我的上帝和生我养我的土地起誓：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直至打碎将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这是晏阳初的话，而苗勇抓住了它，并将它一点点放大；我们看第六章，晏阳初和斯诺之间的交流对话，包括斯诺对于晏阳初的赞许：你领导的这一项伟大的乡村改革运动，不光在贫穷的中国有巨大的功效，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一运动都是行之有效的……如是等等，读之让人感叹，让人心动，也让人吁嘘。斯诺的赞许本质上也是苗勇的赞许，他认可这一精神，才将它塑造得那么动人，有力量。

吸引住我的第二点，是苗勇资料的萃集整理扎实认真，有说服力。一般而言，为某位传主书写传记，认真做好资料萃集应是基础性的、不言而明的一件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们许多的传记作家并未能将这一工作做得扎实有效，他们有时会依借想象和想当然来“补充完成”，时有坍塌和引用资料不规范、与事实出入较大的问题。而《晏阳初》，则做得扎实，认真，细致，精确——在后记中，苗勇提到他对原始资料的搜集：“七八年下来，我手头上有了一些书籍资料：《晏阳初文集》、《晏阳初传》、《告语人民》（晏阳初和美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合写）……还有许多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我又一头扎进资料里，这时我发现……”熟悉文学创作特别是传记文学创作的人都知道，资料的萃集和熟悉与否很大程度决定着作品的品格和高度，它是丰富性和真实性的双重来源，也是传记作者得以开阖纵横而“胸有成竹”的支点。我们看丁英教授和熊佛西在火车上对话的那段，我们看在《农民周报》之后第一期农民读物的付印过程，我们看1929年平教会的会议和晏阳初的“教育计划”——这一切，如果没有扎实、认真而不放过枝蔓末节的功夫，是写不出来的。

而吸引我的第三点，则是苗勇“还原细节”的能力，他利用资料、想象和种种的考察，“补足”了故事细节，让我们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这是文学性的部分，是苗勇基于史料而进行的发挥，是他才华和卓越的史料运用能力的展现，而它，也是（甚至更是）衡量一部传记作品艺术品质的标准之处。如果没有这一能力的支撑，传记文字很可能变成史料的堆砌，干瘪生涩，味同嚼腊。苗勇的《晏阳初》很好地调和了艺术性和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何开四说这部书是“文学的至美与传奇人生的华丽相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我认为他说到了“本质”。在这部书中，苗勇以严谨的史料为支撑，但在这一基础上他充分发挥，像那些带给我们深刻影响的传记文学作家们那样发挥，为历史褶皱中的掩藏补足它“可信的细节”，而让我们得以沉浸其中，并与晏阳初、史文轩、查理·塔夫脱、朱其慧、许雅丽、傅葆琛、孙伏园等人一起思忖：中国何处去，世界何处去，人类何处去，改变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平民教育运动”向何处去……如果没有良好的细节补充，那种魅力和引人思忖的力量都是做不到的。“少年求学”的第一章，我相信苗勇可用的资料相对较少，有细节的部分应当仅出自晏阳初的自述，恐怕可利用的“他述”是极少的，哪怕在晏阳初成名之后。是故，对这一部分的“描述”就完全地依赖于：1、晏阳初自述部分的简写内容；2、作者苗勇的实地考察，对当时当地环境的熟捻，风土人情的熟悉和了解；3、部分有效的采访内容；4、作者的“还原细节”的能力，以一种故事的甚至小说的笔触勾勒出细节，吸引住我们。是故，在我阅读这一章节阅读到晏阳初与小伙伴打架和打架之后那段描述时，尤其是晏母的处理方式时，竟然有种强烈的身在其中、感同身受的感觉，它几乎是一篇质地良好的小说；第三章，晏阳初与旧友重逢的场景，去拜访蔡元培时的场景，都有一种“在场感”的吸引在，而这种在场感的吸引是贯穿整个文本的。

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是吸引我的第四点。《晏阳初》，在我看来它写下的不只是晏阳初的“个人传记”（当然个人传记的部分也足够重要），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性和恢宏感的人类命运长卷，它涉及中国和国际，涉及知识分子承担和民众的救赎，涉及列强和被占领所改变的中国，涉及教会、福音堂和传统士绅文化，涉及东西文明的交融和碰撞……可以说，在晏阳初身上是一个“珍贵的混合体”，而在他的经历和历史波潮中，他身上的所有“携带”都在被不停地搅动起来，相互地纠缠在一起——我还是想再次引用在第一段文字中未引用完的那部分，晏阳初的自述：“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重新引用这段文字其实是以它的言说来言说在晏阳初身上所携带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包括精神上的、形成个人心性的丰富性。在我看来，晏阳初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剖面”，以他的存在来审视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教育往何处去，以及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的价值的再审视等等……而苗勇的可贵呈现，有效地提供了审视和追问的“抓手”。

因此上，在掩卷之余，这部厚厚的《晏阳初》留给我们的思考和追问实在是多的，更多的——而这，应也是苗勇试图在《晏阳初》这部传记中的“埋伏”，也是我愿意向朋友们推荐这部书的缘由之一。（本文作者：李浩，系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